今天推荐的书是阿根廷国宝作家塞萨尔•艾拉的小说《女裁缝与风》。天马行空的情节，不拘一格的叙事风格，狂风一般的灵感，书写一段关于婚姻、魔鬼与女性的传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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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萨尔·艾拉（César Aira），当代颇有个人特色的西班牙语作家、译者和评论家，在西语文学界备受赞誉，成为继博尔赫斯、科塔萨尔等人之后阿根廷文学的代表人物。2014年，艾拉入围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短名单，次年又入选曼布克国际文学奖决选名单。
特殊的写作方式或许也是通向特殊写作风格的一种路径。
据说，塞萨尔·艾拉有一套独特的写作方法，他习惯在咖啡馆进行即兴写作，且坚持在纸上手写，提笔就写，写完的稿子从不做任何修改，因而你在这本书里看不到什么有规律可循的框架，往往是随性随情的书写、飞扬的想象。
这让人很容易联想起同为诺贝尔文学奖热门候选人的残雪。他们的写作习惯很是相像，按残雪的话来说，她的灵感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动笔之前几乎不怎么构思，让笔先行，并且强调自己是处于一种无意识的状态之中的，只有进入不受理性支配的无意识状态才会动笔。放下笔以后，她很少修改她的稿子。正因为这种写作习惯，她的作品中往往出现一种呓语式的、非逻辑性的语言，并且更偏向于意识流的表达。
我们也可以很自然地将艾拉的文字与其不寻常的写作习惯联系在一起，但稍有不同的是，艾拉的文字恰恰是飞扬于理性之上的、有意识的，他的幻想是带有隐喻式的，看似截断拼贴的片段中间实则隐匿着勾连，其中又时不时迸发出一些跳脱于想象的看似哲理性的表达。
整体上来说，读塞萨尔·艾拉的文字，像是发了一场大梦，一切都像是梦呓一般，迷迷糊糊又带有莫名其妙的疯癫。他的笔触散在风里，在风里飘逸来去，却不太轻盈，常有下坠的失重感。似凶猛的海一路奔流，却时不时狠狠拍打在礁石上，溅起不小的水花，流水似是断裂在石头上，但也仍在流，有藕断丝连之感……抽象的印象正如他抽象的所写。
在这个想象力被扼杀的时代，我们需要艾拉。
01
“在半睡半醒之间，我突然想出来一个故事情节。”
他开篇就说，这个故事是在半睡半醒之间突如其来的灵感，灵感像狂风一样拖拽，醒来却什么也不剩下。但他不肯放弃这个梦，努力回想梦境中的片刻。
记忆出现时，没带出来什么，只有自己与自己的否定而成的组合数字，还有旋风，还有我。女裁缝与风应该有某种关联，二者相得益彰，几乎可以说是唯一适合赴约的一对，来赴这奇怪的约会。
于是便有了一个荒唐的故事。
特里娅·希弗尼是普林格莱斯里有名气的女裁缝，某天她的独生子奥玛尔突然失踪，她一下子就进入了疯狂状态。抓起正在缝制的新娘嫁衣和缝纫箱，叫上一辆出租车就出走去寻她失踪的孩子。司机萨拉雷吉不明不白地在不明不白的路上开着车，突然与一辆重型大卡车相撞，当场毙命。特里娅在后座吓得休克，一下子失去了知觉。
等她再次醒来，狂风卷起，把她团团包围，萨拉雷吉的尸体、婚纱、轿车的骨架，甚至是特里娅她自己都被大风吹走了，“有生以来，这是她首次飞翔”。她突然听到了风儿的叫喊声，以为这是她生命的最后时刻，直到她突然感觉到达了地面。
后来，特里娅偶遇奇基托的卡车，发现帕莱罗这位白皮肤的金发女子一夜之间全身乌青，她害怕地逃离，坐在奇基托的大卡车上，突然又一阵狂风，特里娅再次被卷走。这次狂风再次发出了声音“特里娅！特里娅！”“我，我是风。”风爱上了特里娅，向她表白，为她带来餐桌、食物、床铺……
故事像是在梦中发生的，有如童年时电视播出的动画片，合理的、不合理的，现实的、不现实的都混杂着。
《女裁缝与风》的叙述是从“我”的视角展开的，这个“我”不是特里娅、拉蒙、基奇托，也不是帕莱罗，而是特里娅十一岁儿子奥玛尔的好朋友，一个处于同一场域却与故事几乎毫不相关的边缘人物，普林格莱斯的一个小男孩。“我”薄弱的在场常常让人注意不到“我”的存在，但“我”又以旁观的姿态倔强地强调“我”的在场。
一旦你发现了“我”的在场，一切又好像都合理了起来。你可以试图理解，在童真的小男孩眼里，世界的一切纷繁复杂都可以用跳脱的想象力来解释。世界万物，没有什么不可以赋予其生命的，世界万物，没有不可以爱人的。风儿当然可以呼啸着把喜欢的人卷起，可以强调它的在场，可以说话，可以表白，可以展示它的生命力。
却又并非那么简单。奇趣的想象力和滞重的现实世界含混不清，当你在看似童真的奇幻中探出可怖的现实面目，你会突然发觉，童话的底色是黑色，在半梦半醒之间，看似是梦境中肆意的逃离，最终指向的仍是悲切且无法逃避的现实。
02
“他像很多人一样是个守规矩的丈夫，正常的丈夫。”
故事才说了一半，另一边是特里娅的丈夫拉蒙·希弗尼，他驾驶小卡车回到小区，发现家里人去楼空，好心的女邻居们告知他特里娅的下落，他再次上了红卡车，向南方驶去，试图阻止特里娅犯天大的错误。希尔维亚·帕莱罗为找回自己尚未完工的婚纱，开着一辆天蓝色的小车跟在他的后面。
值得一提的是，拉蒙的红卡车开着开着，他突然间“看清楚了自己是个丈夫。他像很多人一样是个守规矩的丈夫，正常的丈夫。”这世界上有千千万万个丈夫，有的丈夫用各种方式糟践、羞辱妻子，有的丈夫是魔鬼，让妻子过着地狱般的生活，想到这里，拉蒙心满意足、心安理得地认为自己是个好丈夫、好家长。即使他只有在夏天忙活运输，剩下的时间都用来休息，即使他有赌博的恶习，即使“他把一切都输掉了，以前赢来的钱，老婆赚来的钞票，统统变成了不可拖欠的债务，还把一切都抵押了”。
他像一切真正的赌徒那样总是输钱。神奇的是，他们居然还能活下来，穿衣，吃饭，还账和养育子女。估计秘密在于有时也能偶尔赢一把，凭借着赌徒特有的轻率行为，绝不考虑明天的事，赢来的钱全部花光，一个铜板也不剩，等到天亮，又照此继续。这样一来，日复一日，同样不考虑下一个明日，夜间做不利家庭生活的事，白天则有利全家。
我们由此可以见得，这种自我陶醉式的推理是值得质疑的，甚至可以称之为歪理。他的眼前只能看见充满了瑕疵和歪理的世界，他的推理本就生根于歪理，本质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自诩好丈夫、好家长，实质是掩耳盗铃式的自我安慰，仅仅是为了不受惩罚地为所欲为。
在一系列推理下，他获得了满意的结论，于是在路边的旅馆里发现了一家秘密赌场时，便更加心安理得地加入赌局，接连把自己的红卡车、帕莱罗的蓝轿车和帕莱罗输给了奇基托。成为赌局赢家的奇基托欲强奸怀有身孕的帕莱罗不成，“拖出来一个毛茸茸的、磷光闪烁的胎儿，很丑陋，不成形，像个小魔鬼”。在输光身家的赌徒和今夜成为赢家的赌徒的推动下，魔鬼来到了世界上，它自由自在，全身烧得火红，整座旅馆坍塌……
03
“她美丽，甚至可以说很美丽，结果白搭了。”
这个突如其来的魔鬼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文本中给出了一些蛛丝马迹。
魔鬼以一种幻化而多变的形态存在，能把全世界各种风都收入囊中，形状流动又固定，是风的模型，显示出丑陋可怖的面貌。拉蒙拿起后视镜，看到了这个丑陋的魔鬼，“这个魔鬼是个小孩。他登上了车顶……就像奥玛尔经常爬到奇基托的卡车上那样……孩子们都喜欢爬高。”魔鬼不断向他靠近，他一时恐惧，“奥玛尔……游戏……小鬼……失踪的孩子……这一切在他心里颠来倒去”。另外，“母亲得了疯病只能导致子女出事，发生可怕的事故”，风对特里娅说起了魔鬼，特意明确地提及这个魔鬼正在寻找特里娅。
可见，魔鬼和奥玛尔存在明显的重合，艾拉似乎有意让我们将小魔鬼和失踪的奥玛尔联系在一起。奥玛尔是特里娅的独生子，魔鬼从帕莱罗的子宫里诞生，但却在寻找拉蒙和特里娅，也即奥玛尔的父母。奥玛尔的失踪实则是一种退场，此时魔鬼入场，或许可以理解为是奥玛尔以另一种形态的返场。据此，我们可以推究其源头，如果说魔鬼和奥玛尔实为一体，那么特里娅和帕莱罗之间也存在某种紧密的关联。
特里娅和帕莱罗，女裁缝与即将结婚的女子最开始的联系是那条新娘嫁衣。
特里娅言语之间原本表露出了对帕莱罗这件婚纱的不耐烦，甚至说这是件“不要脸的白色假正经的衣服”，却即使疯了一样地寻找失踪的孩子，仍不忘带着新娘嫁衣。嫁衣被风卷跑了，她多次询问风这件婚纱的下落。一方面是文中提及的，因为她有一位废物丈夫，家庭的生计都压在她的身上。另一方面，面对风儿对于特里娅婚姻的问题，她逃避答出结婚的真正原因，只能以“爱”来搪塞。但她深知这件婚纱意味着什么，一个女孩即将步入婚姻，即将摆脱“老处女”的污名。
帕莱罗正是为新娘嫁衣而跟来，也因这件嫁衣落入赌徒的手里。只因她长期没有男朋友，也不想结婚，人们窃窃私语：
她美丽，甚至可以说很美丽，金发碧眼，身材修长，可是老处女总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虽然美丽，但没有实际结果。曾经很美丽，结果白搭了。
自我、婚姻、母性，不论是特里娅还是帕莱罗，此中种种皆寄托在那件嫁衣上。
04
让嫁衣飞
这是最美丽、最复杂的新娘嫁衣……在万米高空上，摆出的似乎是缓慢的威严姿态，其实飞翔得很快……不停地改变形状，总是变化，像巨型天鹅，永远张开新翅膀。尾巴长达十四米，羽毛巨大，情态高雅，这就是阿根廷国旗。
从嫁衣到阿根廷国旗，像是电影里精心设计的巧妙转场，嫁衣幻化为阿根廷国旗，蕴藏着某种信仰，飞扬的姿态更是昂扬着高呼的具像化。
阿根廷国旗由浅蓝、白、浅蓝三个平行相等的横长方形组成，白色长方形中间是一轮“五月的太阳”，白色象征信念、纯洁、正直和高尚，“五月的太阳”象征着自由和黎明。白色的嫁衣对应着国旗上的白色长方形部分，但从国家的立场转移成为某个群体的象征，放飞的飘扬着的白色嫁衣纯洁而高尚，高扬着自由、追逐着黎明。
飞走的嫁衣以一种任性肆意的姿态表示抗议，抗议帕莱罗把自己埋葬，抗议特里娅和帕莱罗为了他人的言语奔向婚姻。又不能说不是特里娅和帕莱罗心中潜藏的真正自我、潜意识里对自由与黎明的追求。不仅如此，二者实为千千万万女性的代表，上升到女性普遍境遇的问题：
她认识太多太多的女人了！她们是悲剧命运的牺牲品，有些人的命运非常悲惨，令人难以置信。如此众多的妇女都可以说：“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而这个问题没有答案……这么多女人，不幸的女人，忽然间，似乎所有女人都很不幸。
特里娅和赌徒拉蒙的婚姻本就是破裂的，她以裁缝的手艺谋生，又一次次被拉蒙放在赌桌上。孩子失踪了，她不告知拉蒙便出发寻找，可见在她的认知里，拉蒙是无法依靠的。面对风的问题，她无法说明为什么结婚，可以看出这段婚姻并不尽如人意，她甚至无法由衷地说出一星半点好处。
文本中还提及了“我”眼中的特里娅，“在我们这些小男孩的眼中，她就是一位家庭主妇、一位母亲、一个丑陋而又吓人的老太婆”，从孩子的角度看妇女，她们往往显得滑稽可笑，尽管“她们是真正的女性，性感，秀色可餐，美丽动人”，她们身为女性的魅力被家庭主妇、母亲的身份掩盖，母性、家庭责任感早已把自我消磨了，因而无法散发光辉，反而令她们灰头土脸。
作为线索的嫁衣贯穿了两位女性的命运，也贯穿了阿根廷女性的生命。
如果自我和自由就这样流失，何不就让嫁衣这么飞走呢？